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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长于分析，熟知法律的各种概念和和推理方式。

同理，《剑桥大学校规》（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确定了一些通则，但是各学院保留了各不相同的习惯。英格兰普通法与各地习惯之间的这种区分，最初发轫于一个小岛，后来变成了一个灵活的工具，为一个全球帝国提供了根基。

［1］他还写到了那种平等的、不偏不倚的司法，它不仅使英国最卑微臣民的权利也受到最伟大人物的尊重，而且保护了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中创造的果实，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最大的、最有效的激励［2］。具体操作是：首先由大陪审团（the Grand Jury）［30］对案件进行审查，大陪审团成员均出自当地的绅士阶层，有钱有势，既不惧怕君王，也不惧怕被告及其朋党。历史上的地方预审法官甚至可以使用刑讯（torture），可以使用告密者（informers），可以威吓和撒谎，可以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榨出真相。［43］ 英格兰发明了许多天才的虚拟物（fictions）和巧计，它们成为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一旦在英格兰建立起来，却几乎未对英格兰法律产生任何明显的理性化作用。

……他的法国同等人……却从来说不准哪一天劳工的不安情绪和失业会酿成一场政治革命。如果他们认为案件确须审判，便提出起诉书，正式进入审判（trial）程序。应当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

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立法权在当时有可能把英国导向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政体又将摧毁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种种自由。然而，他贯穿始终的终极性目的乃是我们在当下经常称之为的对权力的制约（taming of power）：人们之所以选择并授权一立法机构的目的，乃在于它可以制定法律、确定规则，以保障和捍卫所有社会成员的财产权，以限制并缓和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机构的权力及支配权。他在论及废除星座法院时指出，当时在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政府，或在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的政府，都是与某种专断权力相伴随存在的，而这些权力则掌握在某些行政官员的手中。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

然而，真正引发人们对上述基本原则做出首次阐述的，则是国王在当时所做的另一项经济管制规定，这在今天看来当是壮举。所有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在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所描述的乃是梭仑（Solon）于此前在雅典所创建的那种状态，当时，他确立了平等适用于贵族与平民的法律（equal laws for the noble and the base），从而不是根据公共政策进行管制，而是提供某种确定性，即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则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到了公元4世纪末期，居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必须强调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应当成为主宰者。尽管在英国，17世纪获致的大多数成就得以延续到19世纪以后，但是我们仍须对构成这些成就基础的理想在其他国度所得到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详考。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正如一般情况所常常表现的那样：此类观念得以传播至公众，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解释，而较少是通过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的系统阐述予以实现的。边沁（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它也可能适用于柏拉图时期的衰败的民主政制，但是对于雅典人的自由民主制来说则否。

查理一世在当年甚至还试图将煤矿行业国有化，而且他只是在被告之这项措施将导致造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企图。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致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种权力去摧毁自由。

现代人运用的由法律统治而非由人统治的说法，直接源出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述。这一规定提出了一个基本观念，而正是根据这个观念，逐渐形成了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私法体系（system of private law），当然此一形成过程与普通法（comman law）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

只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中，一如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所著的《英格兰法释义》（Commentaries）一书中的情况那样，我们才可以发现那种力图阐释某些具体观念的努力，如法官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和权力分立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根据上述理想之精神改革法律的进程是缓慢的，那么这些原则本身在当时已不再是什么可争议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原则已不再是一党之见，而且亦已渐渐得到了托利党人的完全接受。洛克在其哲学的讨论中，所关注的虽说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目的这类问题，然而他所关注的事实问题却是权力——不论是谁在实施这样的权力——如何才能够避免堕落成专断性的权力：处在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即是他们须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可以依循，这种规则为该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此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构所制定。在这场大讨论中，确立辉格党诸原则（Whig principles）的伟大鼻祖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对《大宪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他的解释此后又成为新学说的基石之一。在当时，人们最经常强调的论点乃是：既已存在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念乃是以其在1688年斯图亚特最终被驱逐出王位以后所获得的那种简略且综合的形式，继续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的。

可以说，当时的英国人要比现在的英国人更加懂得，对生产的控制永远意味着制造特权：即所谓允许彼得做不容许保罗做的事（Peter is given permission to do what Paul is not allowed to do）。在当时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王或者任何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不可能创制法律。

人们对于这些思考所具有的价值，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洛克著作至少在当时极为重要的一面，亦同时是我们在当下所关注的一面，乃是他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学说及实践原则所做的清理爬梳和集大成的工作。正是从这一讨论中，逐渐发展出了日后支配英国政治进化的各种政治理想。

一切法规只具有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而不具有溯及既往之力（retrospective operation）。而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恰是亚里士多德和Livy的思想，即法律的绝对统治而非人的绝对统治（the empire of laws，not of men）。

然而，从其他一些方面来看，演化进程却并没有趋向于这些理想，而是背离了它们。当此类职责集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时，他或它就往往会因为询私情而制定出规定特定情形的特定的法律，旨在实现一己的目的。我们须坦率承认，西赛罗的论著的确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权威典籍，而且我们当下大多数最具效力的关于法治下的自由的论述也都得益于他，例如：一般性规则或法律学说（leges legum）应当支配立法的观念，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以及法官应当只是法律据以说话的代言者的观念，等等。那么自由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一如Nicias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雅典的称谓）的那种自由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在希腊人自己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而都铎王朝晚期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伊丽莎白时代借之于古希腊的一术语中见到，但是后来，这个术语却不再为人们所使用了，此即isonomia（伊索诺米）。

尽管麦考利（Macaulay）为19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18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R.MacCulloch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所谓在一秩序良好的国度不应当由人而应当由法律统治的主张，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另一错误，而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则对霍布斯的观点提出反驳，市民社会得以建构和维护所依凭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权利和利益。

虽说当年有一些论著与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编》（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一书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甚至比它更具影响力，但是洛克的大作却是其间影响力最为久远者，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详加讨论。后来，1624年颁布的《垄断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又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而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它们则必须由另一部分人亦即司法机构来实施，即让这些法律去影响它们将影响的人……如果法律将要影响的当事人和利益群体先就为立法者所知，那么立法者就必然会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

极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极其相似。他指出：一个自由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并由另一部分人实施。此外，isonomy还与僭主的专制统治构成了对照，并成为人们用以庆贺一潜主被刺的流行酒歌中的一个术语。西赛罗最为明确地指出，在罗马法的古典时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与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且自由还依赖于法律的某些特性，如法律的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权力机构自由裁量权所施加的限制。

他在审理该案件时明确指出法院只关注一般性原则，而不关注政府之特殊目的，或者一如人们有时对Camden 勋爵的立场所做的解释那样，他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查士丁尼与他的博学的教授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发展进程。

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一家法院在一著名的垄断案（Case of Monopolies）中曾经规定，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乃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

其间，贯穿始终的支配性观点便是法律应当为王（the law should be king），或者一如当时的一部政论性小册子的书名所表述的那样，法律即王（Lex，Rex）。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国王与议会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副产品就是个人自由。